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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庙巷:三间草屋住了八户人家

核心提示: 随着城市的改造,有些古老的小巷正在慢慢地减少,但是余下的还是一如既往地默默地为这个城市生存着,守候着这份喧闹中的安静,留住这个城市的诚实与淡然。小巷不时散发着寂寞的香。

居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这里三间草房住了八户人家,是怎样的情形。

居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这里三间草房住了八户人家,是怎样的情形。

武庙和明朝大将军

武庙巷北起兰山路,南止刘宅后巷。民国初期巷南有武庙一座。据传,明末成巷。最早只有田姓人家来此居住,而称为“田家巷”。一直到1980年地名普查时,因与南关的田家巷重名,故将巷名更改为“武庙巷”。 

当年,武庙就位于巷子的南端,庙内供奉的是关公、关平和周仓三员武将。武庙大殿三间,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庙里还有一棵几搂粗的皂角树,据说这棵皂角树有几百岁的“高龄”呢,半个寺庙都被这棵皂角树茂盛的枝叶遮蔽着。 

武庙的门前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场,每年总有几天逢会。每到那个时候,武庙前就热闹起来了,摊子上的各种物品都满满地摆着,戏班子也在场子里搭起了临时的戏台,咿咿呀呀地连唱几天的大戏。这几天也是武庙香火最旺的时候。

老人们告诉记者,武庙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坍塌了。许多人都说是毁于日本鬼子的战火,但是听有的老人说在日本鬼子来之前,武庙就已经被破坏了,武庙是毁于火灾。听说当时有一个人住在武庙里,以淋硝为生。弄了很多的高粱秸堆积在庙里,有一次灰里面没有熄灭的火星,引燃高粱秸将寺庙烧了。从那以后,武庙也没有修缮过。后来,日本鬼子进了城,许多人都逃到了乡下,武庙就彻底地毁坏了。 

据说火灾之前的武庙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当年武庙是一户姓杨的善主出资修建的。这户姓杨的善主就住在紧挨着武庙巷的杨家巷子里,杨家巷子就是因为杨家而得名的。曾有史料中记载,杨家人曾中过武举,在门前竖了旗杆台,并跨兰山路建了石牌坊。 

杨家人修建武庙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是老人们说北伐战争时期,杨家人曾对武庙进行了修缮。当时为什么要修缮武庙,听老人们说,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年杨家人在乡下开了一个煤矿,杨家主人曾许下心愿,如果生意能成功,回来就为关帝修缮庙宇,以感谢关公的保佑。 结果他的生意果然顺利,杨家主人就实践自己的诺言,修缮了武庙。 

如今的杨家巷子在修建羲之公园的时候被拆除了,杨家人也都搬离了那里。住在罗庄区付庄的杨氏后人,向记者提供了关于杨家先人以及当年跨在兰山路上的石牌坊的一些情况。 

根据他们提供的《杨氏家谱》中记载,明代杨家十世祖杨肇基从小“秉性英敏,志期远大,由世职中式三科武举”。天启二年,白莲教起义,徐鸿儒、夏太师等率领教民,围困了许多州邑,官军一时败绩。杨肇基授命率军打败白莲教,并“只擒渠魁徐鸿儒等献俘阙下”。杨肇基所立战功被他人占有,愈年真相大白,“始理前功加太子太傅,立惠民牌坊于州治,一门袭锦衣”。崇祯年间,杨肇基在军中因病过世。皇帝赐谥号:武襄,葬在娘娘庙东(今大岭镇庙上),为御葬林。 

如今的庙上还有杨家林,不过据杨家的后人讲,原本林中还有许多的石人、石马,而且御葬林的前面左右各一个龟驮碑。在“文革”时期, 这些古迹都遭到了破坏,如今只剩下左右两个石龟还幸存,石龟上面的石碑也早已没有了。 

据说当年,杨家不仅在兰山路上建了牌坊,而且城西重门中所建的“琅琊五贤生祠”中也有杨肇基的塑像。当时“五贤生祠”里的“五贤”是:大中丞赵公、大将军杨公、观察史徐公、太守龚公和今邑侯晋公。杨肇基就是大将军杨公。

三间草屋住了“八大家”

在解放以前,武庙的西边还有三间草房子,里面住着一些穷苦的老百姓,他们没有能力盖自己的房子,便好几家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据说当时三间小小的草屋里一共住了八家,所以附近的人们就叫这里是“八大家”。 

这八大家有的是以干建筑工为生,有的则以讨饭为生,生活都十分艰苦。听说有一家姓陈的当年就是“说花橡”(音同)的,据说这也是一种讨饭的方式,就是拿着小板,一边打着挨着门上要饭。 

说起要饭的,在很多老人的印象中,要饭也是一种职业,而且花样繁多。光是手里拿着东西讨饭的,就有敲鼓的、敲碟子等不同的工具。 他们口中也都会说一套套的吉祥话。也有父女俩讨饭的,一般是父亲在一边拉胡弦,女儿随着唱上一段,类似卖艺的形式。这些都是比较文明的,讨饭的当中也有比较残忍的,有的将自己的额头用小刀割破,流着血,在集市上讨饭,什么打砖、埋头等这些都是当时谋生的手段。民国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一些不正当的谋生手段便渐渐被取缔了。 

当年在武庙西的八大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人家过世了也没有后人,八大家便慢慢成了,七家、六家、五家……不论后来他变成了几家,但是在那些老居民的习惯中,那里原本就叫八家。

家住栖流所

在武庙巷的东南原本有一条普照寺巷,人们又称“大寺巷”。如今居住在富民小区的孙希胜告诉记者,以前大寺巷有个“栖流所”,大家一般都叫那里是“老民堂”。当年那里就是他的家。 

孙希胜说他们家之所以住在那里,是因为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双目失明的人。临沂的栖流所建立的具体年份已不可考。有史料记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知府丁立钧重修,临沂县志中有记载,当时筹款二千八百五十两白银发当生息,每年生息四百四十六两四钱。这些钱用来接济孤贫。听孙希胜说,栖流所大约有二三十间房子,住户最多的时候曾住过100多家人呢!这种规模一般是在政府发放救济的时候出现,每到那个时候,许多生活贫苦的人便会涌到这里来。 

记者在小巷采访的时候,有老住户说,孙希胜的父亲当年在这附近可是德高望重的人。他的父亲叫孙连泰,孙希胜说自己的父亲也是穷人出身,年轻时也是吃过很多苦,后来慢慢生活好了,便会尽自己所能,经常帮助别人,很受附近住户的尊敬。 

孙希胜的父亲年轻时,曾在考棚学过礼宾学,对当时民间的礼仪习俗非常的了解,平时哪家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过去指点。孙希胜说,如果父亲活着的话,今年都124岁了。 

如今,栖流所,包括整条小巷都成为历史,融入到城市的改造之中。原本因为生活贫困而居住的栖流所,竟也变得遥远而亲切了。

姥爷的“猪胰子”

武庙巷北头路东,曾经有过一个酒店,店掌柜据说是当年临沂城有名的大户张连魁的二儿子。当时张家不仅在兰山路上开了酒店,在南关还有一家。日本鬼子占领临沂以后,他们家便将兰山路上的这家酒店的生意结束了。空出的房子,押给了别人。 

冉庆春小时候就住在张家的房子里。那时候冉庆春同母亲住在姥姥家里,他的姥姥每天都在家里烙煎饼,姥爷就拿到街上去卖。 

他还记得姥爷每次出门都是把煎饼顶在头顶上,腋下夹着一个好像马扎一样的架子。到了市场上,把架子展开,煎饼就放在架子上卖。 

冉庆春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帮着妈妈打加工(打毛衣),补贴家计。他说自己小的时候从来都不出去玩,每次弟弟在外面跟伙伴们玩撞钟、拱猪的时候,他都呆在家里帮着母亲干活。冉庆春说这就是他的童年。 

他小的时候,生活很苦。他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也没有钱买化妆品,脸上都皴了,风刮在脸上很疼。买块猪胰子洗脸,就是奢侈的享受了。那时冬天家里买了一块猪胰子,只有姥爷出门卖煎饼的候,用猪胰子洗洗脸和手。平时,家里人谁都舍不得用,姥爷洗完脸他身上有股胰子的味道,冉庆春觉得那是最好闻的味道了。 

当时普通的家庭用的猪胰子,其实就是把猪的胰子和猪黄油,先用大锤锤成稀烂,然后同柴碱混和,反复积压揉搓制成。用猪胰子洗脸不仅去灰,而且因为有猪油的滋润,在冬天也不会皴皮肤,在当时可是很时髦的日用品。 

冉庆春说,当时也有从外国进口的香皂,当时人们叫“洋胰子”,一般只有在洋货店能买到。那种香皂的味道就比猪胰子要清香许多,但是洋胰子可不是普通人能消费起的。

如今肥皂已经成为普通家庭必备的日用品了,猪胰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了。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书院居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竟给了记者一块货真价实的猪胰子。他说,这块胰子,是住户自己在家里做的,我们现在还经常用它洗手呢。记者闻闻这块黄中带黑的“怪物”,确实不如现在的香皂味道清香。

小巷的故事中,可能有喜有悲,有平静也有波澜,但是在高楼日益增多、小巷渐渐减少的今天,所有关于小巷的一切都应该是值得纪念与留恋的。也许过了多少世纪,小巷灭迹了,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忘记这里曾经有过的古老。 

(原载《临沂广播电视报》2004年第40期8版,作者:张晓菲)

责任编辑: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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